重医春秋丨百年钱惪（上）：赤诚铸医魂 丹心沃杏林
在中国医学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史册上，在重庆医科大学创建发展的丰碑上，永远铭记着一个名字：
他用自己的一生
为后人树起一座常亮不熄的灯塔
在时代的洪流中
他用赤诚镌刻初心
用热血践行使命
他把个人命运
与国家、民族紧紧相连
无怨无悔扎根在西南大地
他把自己的心和魂
深深融入了重医的发展历程
他救死扶伤，助人无数，他陶铸群英，勤育杏林。
他就是重庆医学院开拓先驱、重庆医科大学名誉校长、著名的传染病学家、医学教育家、国家一级教授——钱惪。
钱惪（1906 -2006），著名传染病学家、医学教育家、国家一级教授。1932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南京中央医院、重庆中央医院工作，1943年起任国立上海医学院副教授、教授，附属中山医院内科主任，1950年任抗美援朝医疗队副队长，1952年任上海医学院附属华山医院院长，1955年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1957年任重庆医学院副院长，1978-1983年任重庆医学院院长。1985年任重庆医科大学名誉校长。
曾任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临床组组长，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科委医学组成员、卫生部学科委员、四川省科协副主席、重庆市科协主席。主编《实用血吸虫病学》《临床症状鉴别诊断学》，参编全国医学教材《实用内科学》《传染病学》及《医学百科全书》等著作。
不为良相 便为良医
1906年4月23日（旧历），钱惪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的一个书香之家，祖、父两辈都是清末秀才，以教书为生。父亲博学广识，孤高自赏。钱惪在兄妹六人中居长，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小学时，钱惪便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熟读孔孟之书和名人传记，尝过悬梁刺股之苦。
1921—1925年，钱惪就读于江阴南箐中学。江阴县素称忠义之邦，南箐中学是国内优秀中学之一，校训为“忠恕勤俭”，教育严格，校风严谨。加之钱父“立身之道贵在不求于人而有助于人”的教育，儒家文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熏陶，塑成了钱惪刚毅正直、勤奋踏实的作风。中学毕业，钱惪选择了学医的道路，以求将来能够自食其力,不必俯仰于人。
1925—1927年，钱惪就读于江苏医科大学预科。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创办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钱惪在预科毕业后考入位于上海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32年医学院独立办学，更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在旧社会，读大学很不易，国立学校收费较低，但淘汰率很高，国立上海医学院的淘汰率经常在50%以上。凭借自身的勤奋好学，1932年，钱惪从上海医学院毕业，成为国立医学院校培养的第一代医学博士。
受钱惪的影响，其弟钱礼也毅然走上了学医的道路，兄弟俩的人生步履惊人相似：1935 年，钱礼考入了哥哥曾经就读过的上海医学院，并先后在南京、重庆的中央医院工作，成为国内著名的内科和外科专家。1958年，钱惪远赴西部参与创建重庆医学院，时任浙江大学医学院外科副教授、附属第二医院外科主任的钱礼，也奉调参与创建温州医学院（现温州医科大学），两人又在同一时期分别担任两所医学院的院长。兄弟俩坚守在不同的地方，为两所医学院的发展，为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医学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1932年，刚刚从上医毕业的钱惪
钱惪毕业后，申请入南京中央医院任内科住院医师，竞争依然激烈。按规定只有通过总住院医师关，才能升任主治医师，而总住院医师一年只有一个名额，除了努力争取别无他法。钱惪在担任住院医师期间，大部分时间蹲在病房，熟悉病人，配合护士长管理病房，指导和帮助实习医师完成各项治疗工作和病史记录，这个时期是临床实践最多的时期，也是打基础和促成长的时期。钱惪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重要的锻炼，最终顺利通过总住院医师关，升任主治医师。
担任主治医师一年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南京中央医院逐步内迁。就在撤退前夕，钱惪故乡沦陷，怀有身孕的妻子、二弟、弟媳和六妹惨遭敌人杀害。遭此国难家仇，对钱惪来说，医学已不仅仅是职业，而是一份神圣的事业。后撤途中，到处是离乱景象，各种传染病流行，满腔正义感的钱惪参加了红十字会，成为永久会员。一路上，钱惪救死扶伤，并把自己大部分收入捐给了国家。
1939年，南京中央医院西迁重庆，在歌乐山龙洞湾组建重庆中央医院，钱惪主持医院的内科工作。当时人手不足，物质条件极差，且敌机轰炸频繁，困难重重。又因重庆是国民党陪都，中央医院是重庆的第一号医院，除门诊病室工作外，还有不少保健工作和出诊。加之国立上海医学院于1940年由昆明迁至重庆歌乐山，以中央医院为教学医院，钱惪又兼了母校国立上海医学院的教学工作。身兼数职的他常常工作到筋疲力尽，只能由同事搀扶着回家。
1989年，钱惪撰写了《抗战时期的重庆歌乐山纪事》一文，回忆了在爱国精神鼓舞下，国立上海医学院师生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弦歌不辍、顽强拼搏的艰苦岁月。
1940年，钱惪（右）在歌乐山重庆中央医院
1944年，钱惪受洛克菲勒基金资助，前往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进修。身在美国的钱惪，心里始终惦念着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当一年进修期满之时，正是日本投降之时，他心情振奋，满怀希望，乘战后第一艘轮船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钱惪继续受聘为上海医学院内科教授和附属中山医院内科主任。当时正是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之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让钱惪失望彷徨，无所适从。在家里几乎断粮的情况下，钱惪拒不接受学生们送来的粮食，并义正严辞地回绝了好心人劝他去台湾的好意。他说：“如果一个教授要饿死，那正可以反映出政府的腐败程度。”正是他选择了与祖国人民在一起，才成就了他医学事业辉煌灿烂的篇章。
舍己为公 抗击“瘟神”
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肆虐中国南方大地，全国受血吸虫病威胁的人口近1/5，疫区田园荒芜、满目凄凉，人称“瘟神”。由于上海郊区池塘湖泊密集，青浦县、嘉定县等方圆几十个县都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曾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江南水乡，由天堂变成了地狱。
1950年，驻扎在沪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为准备解放台湾进行游泳训练，不久出现了发烧、拉肚子的症状，经查是感染了血吸虫病。数万官兵感染血吸虫病的消息惊动了党中央，整个上海市医疗系统都动员起来，千余名医务人员赶赴嘉定、太仓等地治疗血吸虫病。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任命钱惪为血吸虫病防治大队治疗顾问。
钱惪（中左第二人）带着医疗队出发
当时解放军病员散住在农民家中，睡着地铺，钱惪在工作之余好奇地观察他们，并向农民了解部队作风和军民关系。得到的答案是：子弟兵，鱼水情。军队首长也经常到驻地，亲切地询问钱惪的生活、工作情况，使他感受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本质区别，他决心竭力为共产党服务。
钱惪与医疗大队的同事们身背行囊，不顾自身安危，废寝忘食地逐村逐户进行排查和治疗。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很差，治疗血吸虫病的锑剂毒副反应很大，注射时针眼稍有渗漏就会出现蜂窝组织炎，引起大片溃烂。严重的会出现急性心源性脑缺血，病人几秒钟内猝死，很难抢救。部分医务人员怕出事故，主张减量用药，并不无好心地劝钱惪：“我们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眼下是为解放军治病，万一有个闪失……”钱惪一笑了之，说：“出了问题我负责。”
钱惪（右一）与医疗队领导研究工作
同时，钱惪改良了治疗方案，提出了避免和解救锑剂所致心脏和肝脏中毒反应的措施。在他的影响下，整个医疗队热情高涨，短短100多天，治愈血吸虫病患者1万余名。由于钱惪的特殊贡献，他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九兵团授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为人民服务的模范教授”称号，立二等功。同时还被评为全国劳模，成为医学界最早的全国劳模之一。1950年9月下旬，钱惪作为华东地区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钱惪出席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人民出版社1951年出版的《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纪念刊》中对钱惪作出如下介绍：“他是一个具有高深学理的模范医务工作者，在上海郊区血吸虫病治疗工作中，不避风雨，不辞劳苦，坚持‘病员在哪里，就到哪里去’的良好服务态度，关心病员，无微不至，因此，得到广大病员的热爱。在工作期满之后，他曾两度自动要求继续工作，他说：‘大众需要我，我就一定更好地为大众服务。’这种精神为医务工作人员作出了优良的榜样。”
此后，钱惪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全国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担任了中央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临床组组长，并主持编写《血吸虫病防治手册》。各地按此手册进行治疗，死亡率大幅降低。他还多次去湘、鄂、川等重灾区检查和指导工作并进行讲学，辅导当地医务人员。1954年8月，钱惪在灾区讲学期间，他的母亲忽然离世，强忍着悲痛的心情，他仍坚持完成了预定的讲学计划。在讲学结束时，他勉励学员献身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悲不成声。
钱惪先后在《医务生活》和《中华内科杂志》上发表了《用酒石酸锑钾治疗血吸虫病的几个问题》《血吸虫病的治疗近况》和《锑剂治疗血吸虫病172例死亡病例的综合分析》等文。他在这些论著里指出治疗血吸虫病的药物在当时仍以酒石酸锑钾为首选，并探索了其最佳剂量和疗程，建议将疗程从一个月缩短为15～20天。1955年以后，受当时急于求成、不切实际的思潮影响，一些地区积极推行７天疗法、３天疗法，甚至一针疗法等治疗方案。钱惪进行实地考察，严格总结资料，指出短期疗法的远期疗效并不理想，必须进一步修订方案，以求收到最好效果。这些观点对当时的短程热潮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治疗中的失误，保护了病员。
血防英雄们合影（左二为钱惪）
1958年到重庆后，钱惪随即担任了四川省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主任。当时重庆附近的广汉、德阳、绵阳等川西地带水网交错，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每年秋季钱惪都要带着重庆医学院的医疗队奔赴川西疫区。为了排查血吸虫病人和血吸虫携带者，只能从大便中检查是否有血吸虫的尾蚴。这项工作细致繁琐、枯燥乏味又臭气熏天。但是，钱惪以身作则，工作一丝不苟，让所有的工作人员感动不已。
钱惪与同事们研究讨论血吸虫病相关问题
由于锑剂的毒副反应较大，钱惪一直关心非锑剂的有效抗血吸虫药。60年代初，他得知血防846（六氯对二甲苯）在体外有杀虫作用，立即领导重庆医学院传染病学、化学、生化、药理、病解、寄生虫学和放射医学等教研室的40余名教师、医师、技术员，以团队协作的方式进行攻关。最终血防846让血吸虫病的治疗由静脉注射改为口服，疗程也由20天缩短为7天，治疗效率大大提高。
这一成果被认为是血吸虫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创举，跳出了半个世纪沿用锑剂的定式，先后获得了四川省科学大会奖、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并在全国推广应用。重庆医学院也因此直到70年代末都是全国血吸虫病防治中心之一。由于成就显著，钱惪连续当选为第四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身先士卒 开拓重医
1955年初，遵照中央政治局关于沿海工厂学校内迁的指示，高教部3月30日向中央上报了《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其中提出，交通大学迁西安，上海第一医学院迁重庆。
当卫生部提出由上医选派一名熟悉业务的院领导到重医担任副院长时，时任上医党委书记兼院长的陈同生想到了当时已是上医副院长、国家一级教授、著名内科专家的钱惪，便请上医党委副书记王乐三前去做思想工作。51岁的钱惪毫不含糊，一口答应。
1957年初，经上医党委推荐，四川省委任命钱惪为重庆医学院副院长，1958年9月，钱惪正式到任。到任之前的这一年多时间，钱惪留在上医对重医的师资配备、图书资料筹集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从实际出发，顾及到两校的现实情况，精心为重医选配了一批骨干力量。
作为到重庆医学院工作的带头人，钱惪自身所具备的影响力在他去动员其他人前往重庆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复旦大学2007年出版的《回首老上医》中记载了当时钱惪动员李宗明、毕婵琴、陈曼丽等人支援重庆时的场景。李宗明曾回忆，钱惪当时找到他问：“你去不去重庆？”李宗明想也没有想就回答说：“你要我去我就去。”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李宗明说，当时一口答应要去重庆时也没有征求爱人毕婵琴（当时为妇科学副教授）的意见，回家的路上就想，这么大的事情一个人就做主定下来了，心中有些忐忑不安。谁知回家后问毕婵琴，她坚定地说：“钱院长要我们去，我们当然得去。”同样没有丝毫犹豫。原重医附一院护理部主任、时年24岁的陈曼丽也是跟着钱惪到了重庆。她当时就对钱院长讲：“你去我们也去。”
承担创建重庆医学院任务的
部分上医教学人员
在上医党委动员和钱惪的带领下，一大批教授副教授、青年教师、医护人员、行政后勤人员举家西迁重庆，为重医的发展集聚了雄厚的师资力量。2004年3月，《上海医科大学志》主编刁承湘教授来渝看望访问钱惪。回忆起西迁创建重医时，钱惪说：“我们上医400多人到重庆建立医学院，一是服从组织，二是事业心，个个都是绝对服从，没有二话，这是为人民，讲奉献，不讨价还价”。
就在钱惪动身前往重庆之前，陈同生曾找到他，告诉他重医已有院长，可以不必去了。可是钱惪略加思索后回答道：“我还是去好！”他的想法很简单：“我不能动员了别人去而我自己又不去了，何况重庆比上海更急需人才。”
这是何等的气魄与担当！当时的上海，是中国最繁华的土地，多少人趋之若鹜；而当时的重庆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工作环境、教学条件、医疗水平、生活状况都远远不及上海。况亲戚朋友在上海，事业之根在上海，且因为地域差异，内迁至重庆的人员都要降低工资水准。然而所有这些障碍都没有阻挡钱惪那颗与国家民族大众紧密相连的热忱之心。
矢志不渝 扎根重医
初到重庆，白手起家，创校之途，艰难险阻，不断考验着创业者的勇气和意志。迎面而来的就是师资问题。师资队伍是医学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石，要办好学校，就必须要有一批强大的师资队伍。
在钱惪的组织下，当年的重医从基础到临床各个教研室既汇聚了一批闻名全国的专家教授，也凝聚了一批朝气蓬勃、年富力强的青年教师，形成了老中青结构优良的学术梯队。他们克服了设备不足、资料不全、水土不服、文化生活单调等重重困难，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为重医的建设和西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在重医刚刚迈入正轨，蓬勃发展之时，一个个磨难接踵而来。1957年，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右派运动，一批学术权威被政治的激流冲撞得步履维艰；1958年，全国“大跃进”迫使教学与科研被搁浅；1960年到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使大家食不果腹；紧接着“文革”十年，更是使校园成了武斗场，广大师生备受摧残，校产蒙受巨大损失……历经浩劫，重医痛巨创深。危难中，钱惪矢志不渝，始终与重医在一起，与顽强的重医人共进退，顶逆流，抗干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挫折，踏平了一个又一个坎坷。
“文革”结束后，一些内迁的学校撤回了东部。千疮百孔的重医面临着重大抉择——办还是不办？怎么办？年逾古稀的钱惪又一次站了出来，在关键时候临危受命。1978年，钱惪被任命为重庆医学院院长。他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大会，当众表示：“坚决留在重庆，把重医办好！”创业者的豪情气贯长虹，他的坚定与执着再一次感动了大家。脑外科专家朱祯卿教授拍案而起：“活着是重医人，死了是重医鬼！”准备离开的创业者们留了下来，成为发展重庆医学院的骨干力量。
当时临床检验诊断学专家康格非教授的妻子已定居香港，封封书信催促着他赴港团聚。钱惪反复地找他谈心，再次点燃了他心中的创业热情。为了重医的发展，康格非与妻子常年分隔两地，最终换来医学检验系累累硕果：“国家级重点学科”“全国医学检验专业理事单位”“全国最早的博士授权点”……
留下来的教师们都说：“我们被钱惪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了解重医历史的人都知道，如果当年他不到重庆来，许多人都不会来；如果那时他走了，许多人也会跟着走。
除了师资，经费也是学校发展的必要保证。20世纪70年代重医办学经费紧缺。钱惪和当时的校领导多次到卫生部和四川省争取办学经费，但都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交通部、冶金部准备将重医纳入该部的直属学校，四川省政府不同意。钱惪直言不讳：“不放手，不让走，但要放心上！希望给学校大力支持！”经过多方努力，1978年，中共四川省委确定重庆医学院为四川省省属重点高校。
钱惪接待世界教科文组织来校考察专家
科研实力与学科建设是衡量高等院校办学水平的标准。钱惪认为，面向广大农村、广大农民是医疗发展的方向，所以学校每年都组织医疗队下乡。在他的推动下，重医形成了浓厚、严谨的学术氛围。基础、临床各科室除参加四川省、重庆市有关学会的活动外，学校也经常开展学术活动，坚持两周一次学术讲座或大型病案讨论，并把科研纳入教学计划，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在钱惪所在的传染科，形成了刘约翰、王其南、张定凤为骨干的“三剑客”，分别支撑起传染病学的寄生虫、抗生素和肝炎三大领域。在钱惪的领导下，学校一步步茁壮成长，一步步发展壮大。
念兹在兹 心系重医
作为重医的管理者、治病救人的医生、教书育人的老师，钱惪肩负着众多的责任和希望。也正因此，钱惪为重医所付出的精力与心血，远远多于自己的家庭。
钱惪在工作
钱惪到重医以后，全身心扑在学校的建设发展上，当时读中学住校的小儿子每周回家只能和爸爸吃上一顿饭。因为钱惪在担任重庆医学院领导的几十年里，每到周末，总是在学校和医院里到处跑、到处看。有人出国了，他去看望他们的家属，问是否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有病人或读者来信问医问药，钱惪总是尽其所知给予回答，或转请有关医生作答；有同事委托办事，无论办成与否，他一定会给予答复。
著名传染病学专家王其南教授每次回忆往事，心里都充满感激：“我那时还只是传染科一名普通医师，钱惪老院长去我家看望我的次数比我去看望他的次数还多。”
由于历史等各种原因，钱惪担任重医的副院长一当就是20年，但他从未在同事和家人面前抱怨过一句。他谋求的是利泽苍生，而非一己名利。1985年，重庆医学院更名为重庆医科大学。四川省政府任命其时已经卸任院长的钱惪为重庆医科大学名誉校长。这是重医60多年办学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名誉校长。这一任命，是对钱惪为重医创建和发展奉献近30年、为学校做出卓越贡献的高度肯定。
在他退居二线的十多年里，他每周都要到学校走走看看，向走在路上的同学询问学校的食堂、宿舍、老师上课等情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上医情怀》一书中，记载了曾在钱惪身边做过两年秘书的戴钟英对他的回忆。戴钟英清楚地记得，1989年，他因公事回重医校本部，恰好看见钱惪拄着拐杖慢慢地走着，他仍在关心着那些用了30多年的老阶梯教室，看看哪里的门窗坏了，玻璃碎了，都要木工房的同志们去修。他仍然在做他力所能及的事。
年逾九旬高龄时，钱惪仍处处关心学校节约水电的问题，看见水龙头没关好，他也会亲自去关，有一次竟摔倒在地，嘴角缝了13针。还有一次他到学校看到了新修的学生宿舍、图书馆和教学楼，回去后竟激动地哭了一个晚上。一路走来，他像看着一个婴孩长大般见证着重医的发展，重医一点一滴的变化都牵动着他的心绪：“重医真是变了！我这是高兴的眼泪！”
90年代中期以后，钱惪由于生病长期住院，但他整天关心的仍然是学校接班人、学生人数、收费、贫困学生学费减免等问题。他说：“我们是学校的主人，我们有责任！”但是谁要来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都拒绝，“让新班子放手去干！”他的原则是，不干预工作,也不隐讳观点。只要学校在发展、在进步，他就满足了。在他心里，装的是重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部分西迁老专家看望钱惪
从1927年入学到1958年西迁重庆，钱惪在上医学习、工作了近30年，为上医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尽管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重庆，他始终牵挂着母校上医。2004年，来渝访问钱惪的刁承湘教授即将回上海时，98岁的钱惪紧紧握着她的手，动情的说：“上医是个很好的学校，我已几十年没有回去了，我很想知道上医的一切……”
钱惪念念不忘的母校上医也始终惦记着他。2004年6月，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燕爽一行代表复旦上医校领导专程来到重医看望钱惪。2005年6月，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党委副书记彭裕文、副校长郑祖康一行来重庆“探亲”，再次看望已近百岁高龄的钱惪。
2004年6月，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燕爽（中）、外联处处长叶诸榕（左）一行来渝看望钱惪
2005年6月，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左一）、党委副书记彭裕文（右二）、副校长郑祖康（右一）看望钱惪
就在重医即将迎来建校60周年校庆之际，2006年1月21日，钱惪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他热爱的医学教育事业，献给了他热爱的祖国和人民，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钱惪生前曾说，“我这一生无愧无悔。无愧，我对得起党和人民；无悔，投身西部、建设重医，我从没后悔过！”
这位百岁老人在去世之前，对他的人生做了最后一次选择。按照钱惪的遗愿，他的骨灰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留在他倾注了半生心血、无怨无悔奉献的重庆医科大学，埋入学校中心广场的榕树下；一部分带回母校上医，埋入上医一号楼前的白玉兰树下；还有一部分撒入了他热爱的祖国的江河。这最后的选择，是钱惪对上医的眷念、对重医的挂怀、对祖国以及医学教育事业的无言大爱。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钱惪已经离开我们13年
那棵与学校同龄的榕树
已枝繁叶茂
它见证了重医走过的
艰辛与磨砺
也见证了全体重医人
努力奋斗的自豪与不断收获的喜悦
成为重医发展壮大的一个缩影
63年风雨洗礼，它岿然不动。它凝聚着以钱惪为代表的开拓者们无私奉献的精神，也激励着代代重医人为学校的美好明天而努力奋斗！
本文文字综合整理自以下著作和文章：
[1]《碧血丹心铸医魂——追记重庆医科大学名誉校长、著名传染病学专家、 国家一级教授钱惪》，重庆日报，2006年
[2]《我热爱上医，我怀念重医》，戴钟英、刘伯宁，2007年9月
[3]《一级教授内科传染病专家——钱惪》，颜文俊，2010年
[4]《我所接触到的上医人》，杜剑云，2010年
[5]《漫漫血防路——上医人抗击血吸虫病历程回顾》，刁承湘，2010年
[6]《上医人的足迹——部分上医校友给母校的汇报》第一集，吴合主编，2009年
[7]《上医人的足迹——部分上医校友给母校的汇报》第二集，吴合主编，2011年
[8]《上医人的足迹——部分上医校友给母校的汇报》第三集，吴合、丘明生主编，2014年
[9]《上医情怀》，刁承湘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
[10]《正谊明道——上医院士如是说》，彭裕文、桂永浩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
[11]《上医文化——研讨会文集》，主编陈克铨，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2月
[12]《访问钱悳教授所想到的》，刁承湘，复旦大学新闻文化网，2004年4月
重医春秋 | 百年钱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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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期待
文字整理：宗华月 杨现洲
图文编辑：黄泳琪 蔡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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